▲ 2012年5月27日「刑法100條修正20周年」座談會（楊武男攝）
1. 前排左起：○○○、廖宜恩、張燦鍙、張炎憲、黃華、劉初枝（已故林山田之妻）、楊東傑
2. 後排左起：王康厚（已故王康陸之兄）、鄒武鑑、江蓋世、陳婉真、高儷珊（已故林永生之妻）、李應元、錢文南
被告於犯罪後，法律已廢止其刑罰者，受理刑事案件的機關（檢察官或法院）應如何處理？這要看案件進行的程度而定。
1. 案件還在偵查中時，由檢察官作成「不起訴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4款）。如被告被羈押，應予釋放（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1項）。
2. 案件已起訴，還在審判中，但尚未定讞時，由法院判決「免訴」（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4款）。如被告被羈押，應予釋放（刑事訴訟法第316條）。
3. 案件已判決有罪定讞，但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時，在尚未執行的情形，免予執行，在執行未完畢的情形，由執行的檢察官予以釋放（刑法第2條第3項、司法院院解字第3409號解釋第2點）。
4. 案件已判決有罪定讞，又已執行完畢時，政府機關不必處理。
現以叛亂罪（內亂罪）來說明。依照舊的刑法第100條的規定，叛亂罪連在陰謀階段也要處罰。至於實行的階段的行為態樣也未明確規定其構成要件。其範圍廣泛，可說包山包海，連反政府、反國家的言論都包括在內。1992年5月15日，刑法第100條修正（同月18日生效），取消陰謀犯，並在「著手實行」等語之前，增加「以強暴或脅迫」的條件，也就是行為人要以強暴或脅迫的方式從事叛亂，才構成叛亂罪。因此，在該條文修正以前，僅以言論反政府、反國家以及其他非強暴或脅迫手段的「叛亂犯」，在修正之後都變成不構成犯罪。
1992年5月刑法第100條修正之後，先前非出於強暴或脅迫手段的「叛亂案」的處理方式如下。
1. 法院審理中的案子
「獨立台灣會案」的陳正然、廖偉程、王秀惠、林銀福、安正光5人已在交保停止羈押中。不管先前第一審怎麼判，其後的第二審都判決免訴。
正在羈押中的「台灣建國運動組織案」的陳婉真、林永生、許龍俊、江蓋世、鄒武鑑和「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案」的王康陸、郭倍宏、李應元都獲得釋放，其後並被判決免訴。
至於「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案」的共同被告張燦鍙，也正在羈押中。但他的因被指為以強暴或脅迫的手段從事「叛亂」，故1992年5月刑法第100條的修正不適用於他。他並沒有同時獲得釋放。不過，他於同年10月獲得交保，其後並獲判無罪。
2. 已判決確定的案子
正在服刑中的人犯，如「台灣建國時間表案」的黃華，獲得釋放。
已執行完畢的叛亂案，政府機關不必處理。但已執行完畢的叛亂案，如果屬於1949年至1987年戒嚴時期發生的叛亂案件，權利受害人可依1995年制定的「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請求回復權利或賠償。戒嚴時期發生的叛亂案件如果不是出於強暴或脅迫的情形，也可依1998年制定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請求補償。
至於「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案」的許曹德、蔡有全2人。許曹德已於1990年4月假釋出獄。1992年5月刑法第100條修法之後，許曹德的「叛亂罪」消失，「叛亂罪」剩餘刑期免予執行。許曹德縱使另犯他罪，也沒有撤銷假釋，補服「叛亂罪」剩餘刑期的問題。
蔡有全已於1990年5月被李登輝總管特赦而釋放。同時獲得特赦並釋放的「叛亂犯」還有施明德、許信良。查特赦有兩種。一種是只赦「刑」 (免除其刑之執行），「罪」還在。一種是「罪」和「刑」都赦（罪刑之宣告為無效）。蔡有全、施明德、許信良的特赦屬於前者。1992年5月刑法第100條修法之後，他們的「叛亂罪」消失。如果他們的特赦屬於後者，1992年5月刑法第100條的修法對他們沒影響。
3. 鄭南榕案
鄭南榕已於1989年高檢署偵辦中死亡，並未定罪，故1992年5月刑法第100條的修法對他沒影響。鄭南榕沒有「叛亂罪」的「平反」的問題。不過，因為刑法第100修正案通過，他也可說因而得到「清白」。
但我認為，中華民國的「叛亂犯」被「平反」或得到「清白」，對「叛亂犯」而言，不是很重要，甚至是一種「侮辱」。因為，那表示他沒有從事「叛亂」活動。我曾說，228事件的受難者，有參與的人才全額補償。沒參與而被冤枉的人應減半補償（參閱拙文《別忽視二二八的戰鬥面》）
中華民國的「叛亂犯」被「平反」或得到「清白」應該是台獨建國成功之後，由台灣國的政府來做。
● 相關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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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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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宜恩（中興大學副教授、台灣中社執行長）
自由時報 2011.10.08
人類的抵抗精神源自於對霸權壓迫的反抗，也因為抵抗運動或革命前仆後繼地發生，才能寫下近代史上追求人權保障的感人篇章，也確立了抵抗權成為超越憲法的一種基本人權。
一九九○年代起，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有好幾次撼動人心的抵抗運動，其中以一九九一年「一○○行動聯盟」的「反閱兵、廢惡法」運動最能成為「和平抗爭」的成功典範。
身為「一○○行動聯盟」的原始提案人，在這個十週年紀念前夕，希望藉由歷史的回顧，重新找尋台灣的抵抗精神。歷史背景 一九八九年鄭南榕為追求「百分之一百的言論自由」而以身殉道。
一九九○年三月的「野百合學運」震撼國民黨統治階層，五月的「知識界反軍人組閣」運動動搖了國民黨對學術界的控制，十一月黃華第四度因「言論叛亂」被國民黨逮捕並判重刑，十二月有追求台灣主權獨立的台灣教授協會成立。
一九九一年四月，由台灣教授協會結合學生社團成立「台灣學生教授制憲聯盟」，提出「主權、制憲、社會權」等主張，並有許多學生在台大校門口靜坐絕食。
五月九日，國民黨以參加「獨立台灣會」為由逮捕陳正然、廖偉程、王秀惠、林銀福四人，引起學生與學術界很大的抗議聲浪，又因鎮暴警察於五月十二日毆打在中正紀念堂靜坐的學生與教授，以致引發學生的罷課風潮，並進而佔領台北火車站靜坐抗議數日，情勢的發展逼迫國民黨不得不於五月十七日動員立法院三讀通過廢除訂有唯一死刑的「懲治叛亂條例」，並將陳正然等四人交保釋放。
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民進黨召開「人民制憲會議」，通過台灣憲法草案，以台灣共和國為國號。
八月三十一日是國民黨強制拘提陳婉真的最後期限，陳婉真因在台中市成立「台灣建國運動組織」而遭國民黨以內亂罪起訴，但是陳婉真準備以汽油彈抵抗國民黨的拘提，情勢非常緊張，因此，台灣教授協會聯合學生與社運團體成立「結社自由行動聯盟」，由我擔任召集人，於八月三十、三十一日在「台灣建國運動組織」旁舉行「三十小時禁食靜坐，捍衛台獨結社自由」，終於和平化解可能的衝突。
然而，八月三十日晚上九點，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郭倍宏因為回國聲援陳婉真而在機場被逮捕，另外已經潛回台灣一年多的台獨聯盟副主席李應元則在九月二日被捕。
這些逮捕行動影響了即將在九月八日舉行的公民投票加入聯合國大遊行。九八大遊行由公民投票促進會、台灣教授協會、民進黨、長老教會、全學聯共同主辦，當天雖然下著傾盆大雨，不過仍有十萬左右的民眾走上街頭，高聲吶喊「公民投票加入聯合國」。
但是遊行隊伍卻被國民黨的拒馬阻擋於中山北路與南京東路附近，警方並用強力水柱驅散，雙方一直對峙到深夜仍未結束。隨後，遊行的決策單位接納陳師孟教授及台大經研所研究生林忠正之建議，要求國民黨在十月十日之前釋放被捕的獨派人士，否則我們將舉行反閱兵活動。在向遊行群眾宣佈這個構想後，和平地結束九八大遊行。
成立經過 有關如何處理九八大遊行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原主辦單位有不同意見，但是我認為陳師孟的建議雖然很危險，不過如果以有組織性的和平靜坐方式進行，應該可以產生以小搏大的張力，因此我在九月十二日即將籌組「一○○行動聯盟」的方案傳真給台教會林玉体會長，請他代為在九八大遊行檢討會中提出。
我之所以取名「一○○行動聯盟」的原因有三：第一、我讀了林山田教授好多篇有關廢除刑法第一百條的文章，深刻了解到即使「懲治叛亂條例」已於五月十七日廢除，但是箝制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與結社自由的惡法就是刑法第一百條，因此「一○○行動聯盟」的首要目標就是廢除刑法第一百條；第二、「一○○行動聯盟」是要延續鄭南榕的精神，追求「百分之一百的言論自由」；第三、以一百人為一連，每連有三排，每排分三班，仿軍隊編制進行組織性動員，號召一百位教授、一百位學生、一百位婦女等等參與和平靜坐抗爭。
九月十五日，我約了陳師孟、林逢慶、羅文嘉等人在紫藤廬聚會討論籌組「一○○行動聯盟」的可行性，大家都同意我的構想，並決定邀請有聲望的人士擔任發起人以壯大聲勢。
九月十八日在新國會辦公室舉行發起人會議，確定由台大經濟系教授陳師孟擔任召集人，其餘的發起人有中研院院士李鎮源、台大歷史系教授張忠棟、台大法律系教授林山田、澄社社長瞿海源、台灣筆會會長鍾肇政、關渡療養院院長陳永興、比較法學會理事長陳傳岳、長老教會總幹事楊啟壽、公投會會長蔡同榮、台教會秘書長廖宜恩等十人，並決定在九月二十一日於台大校友會館舉行成立大會。
展現民力 「一○○行動聯盟」從九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到十月十日在台大基礎醫學大樓的「反閱兵、廢惡法」靜坐行動結束為止，短短的二十天，展現了台灣人民「沛然莫之能禦」的改革力量，終於迫使國民黨在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修改刑法第一百條，廢除「和平內亂罪」，並隨後釋放被捕的十幾位台獨人士。
我有幸能參與並見證了這段期間許多令人感動的人與事，因篇幅限制，僅列幾項以供效尤：
一、多位發起人的崇高聲望與行動力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與支持，尤其是李鎮源院士的無役不與，使得「一○○行動聯盟」獲得極大的動能。
二、許多學運社團的學生積極參與，使得「一○○行動聯盟」的活動力特別強，那時候出版的文宣戰報次數多得嚇人。
三、學術界、醫界、長老教會、萬佛會等幾乎是精銳盡出，投入抗爭活動。四、社會人士熱情參與和支持，例如十月五日在金華國中大禮堂的演講會被熱情的民眾擠得水洩不通，當場並募得五十多萬元；還有像七十一歲的郭相英女士在十月八日於閱兵台前被憲兵打昏後，仍繼續參加後續行動。十年前，台灣人民展現出無比的勇氣，抵抗國民黨的霸權壓迫，終能掙脫桎梏，獲得自由權的保障。
反觀今日，台灣雖已完成民主化，但是台灣人民的抵抗精神卻日益淪喪！對內，喪失對中華民國虛幻體制的抵抗，淪為中華民國的捍衛者！對外，喪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抵抗，卑膝承歡討好中國，使台灣逐漸香港化！為了重尋台灣的抵抗精神，「一○○行動聯盟」決定以重回歷史現場來紀念廢除刑法第一百條的十週年，預定於十月九日下午五點至七點，在仁愛路台大基礎醫學大樓前舉行紀念活動，屆時會有林山田教授、陳師孟教授、李鎮源院士、陳水扁總統出席，敬邀昔日戰友撥冗參加。
──衝破黑名單與台獨結社權
楊武男拍攝
時 間 ：2012年5月27日(日) 下午02:00
地 點 ：台大校友會館4樓(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主辦單位：台灣教授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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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1] 2012年5月27日「刑法100條修正20周年」座談會（楊武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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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授協會於5月27日下午假台大校友會館舉辦刑法100條修正20周年座談會，邀請當年主張廢除刑法100條成立的「100行動聯盟」主要成員陳師孟教授、廖宜恩教授、代表台灣建國組織的陳婉真及曾遭逮捕台獨聯盟海內外人士李應元、江蓋世、張燦鍙、許龍俊、郭倍宏、黃華、鄒武鑑、等與會，以紀念當年各界合力衝破黑名單與台獨言論與結社權的過程。
座談會由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張炎憲教授主持與談來賓包括台大經濟系教授陳師孟、中興大學資工系教授廖宜恩、立法委員李應元、台建組織陳婉真等人。
首先由張炎憲會長播放檔案照片與近兩百名來賓分享，隨後陳師孟教授引言，他批評馬英九其實是修正刑法100條的最大的受惠者，否則他的「一國兩區」言論將被判刑。廖宜恩教授先分享對林山田教授、李鎮源院士、郭相英女士的懷念，接著批評目前馬政府以「燃燒司法 照亮政治」的作法，及掏空台灣的諸多政策。
陳婉真女士則介紹當年台建組織的抗爭過程，5月18日刑法100條修正後，主張台獨建國的台建成員都得以全部釋放。陳婉真認為台灣人比起40年代的先輩在理論上與世界觀都有待増進。她目前正在進行40一50年代前輩的口述歷史，以保存前人智慧與歷史教訓。
李應元立法委員認為刑法100條的修訂確立了台獨結社權，但今日台灣的主權與民主卻面臨倒退的困境，因此打破「一國兩區」的謊言是目前正努力的目標。
——李鎮源院士百歲冥誕紀念專輯系列
◎ 陳師孟（一○○行動聯盟召集人．前台大經濟系教授）
民報 2015-12-01 16:33
▲ [圖片2] 李鎮源老院士手持鮮花站在尖如利刃、小匕的蛇籠前，彷彿正象徵著100行動聯盟與不義政權的鮮明對抗。(劉振祥攝影)
我和李院士從第一次見面到他過世，總共只有十年的時間，不能算是很長久，但若是要找一位對我影響最深遠的人，則除了至親的家人之外，很難有人比得上他。
從家庭背景、成長經歷、專業領域等種種方面來看，我們各自的人生應該是兩條沒有交點的平行線。譬如李院士比我年長一輩有餘，成長於日治時期的台灣，很年輕的時候就在國際醫學界有亮眼的表現，是舉世知名的蛇毒專家，在台灣醫界的令譽與地位，更是很少人能及。而我和醫界毫無淵源，如果勉強說有的話，全部來自所謂的「醫病關係」，而且這輩子還沒有被毒蛇咬過，連接近李院士的藉口都沒有。所以若不是1991年的「一○○行動聯盟」把我們牽在一起，我們之間的忘年之交，真的會像在二千多萬個台灣人之中，隨機抽出二個樣本一般，碰面的或然率趨近於零。
我常常想，如果那次「反閱兵、廢惡法」運動少了李院士，會是何種光景？想著想著，不禁冒出一身冷汗。當初台灣雖然已經解嚴，而且已有反對黨，但是一方面立法院五分之四席次仍然穩穩掌控在中國國民黨手中，另一方面李登輝總統背後的「郝軍頭」更是黨政軍警情治大權在握，對「第三波民主化」的世界潮流視若無睹，連柏林圍牆拆毀、蘇聯解體、附庸國紛紛獨立都不當一回事，哪會被一群手無寸鐵的烏合之眾嚇到。想讓台獨主張免罪嗎？「國軍不保護台獨人士」是郝軍頭的狂妄宣示；要反閱兵嗎？「強制排除、不惜流血鎮壓」是郝軍頭的作戰指令。
「一○○行動聯盟」正式成立之前，我們就警覺到我們需要有「門神」坐鎮，而且不能是反對運動的老面孔。所有專制政權都害怕出現具有社會聲望的反對者，尤其是以往未曾浮出檯面的，因為這會暗示社會潛藏更多未爆彈的印象，甚至可能觸發連鎖跟進的骨牌效應，勢必對政權造成難以估計的威脅。就像去年（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所引起的震撼一樣。當我腦中一片空白、心中無限焦慮時，張忠棟教授見到報端一則消息，報導李院士親自到土城看守所探望他以前的台大學生──也是被列為黑名單的台獨聯盟成員──李應元，張忠棟教授半開玩笑地說：「這就是我們要找的人，問題是他恐怕不會答應，誰叫你不是醫學院的。」
我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透過公衛系詹長權教授聯繫，去拜訪素昧平生的李院士。其實我只希望他首肯擔任發起人之一，簽個名就算大功告成，不料他不但一口答應，還當場記下聯盟的籌組進度時間表及其他發起人名單，他承諾將全程親自參與。換句話說，他不當虛擬的門神，他要做無役不與的戰神、無所不在的守護天使。
李院士的義無反顧、劍及履及，不只對聯盟內部產生超乎預期的鼓舞與凝聚力，也在社會與媒體掀起一陣無法忽視的旋風，更重要的是，對原本麻木不仁的政權造成一股巨大無比的壓力。這是何以在短短半個月的運動期間，國民黨從上到下手忙腳亂，除了暗中指使「唬仔」寄黑函、打恐嚇電話等不入流的慣常步數外，公開由黨秘書長登門拜訪、總統府秘書長親自約見，立法院次級團體提出折衷版本，還動用各種關係人士居間協調，動作不斷。所以如此，無非就是因為李院士是國民黨唯一不敢「來硬的」對象，其他人要打要關都看郝軍頭高興，只有李院士若發生差錯，鬧上國際新聞版面，事情就「大條」了。所以李院士成為我們其他人的保護傘，即使閱兵在進行中，李院士端坐在醫學大樓大門台階的沙發上，也沒有任何軍警敢動他一根毫毛。
李院士事後在不少場合都說，他自己經歷過「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時期，知道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比外族的日本統治還可怕，於是選擇不碰政治的消極做法，其實內心很明白大是大非的道理，如今受到年輕子弟輩的感動，不能不站出來，共同致力於廢除刑法100條「和平內亂罪」。
就我自私的想法而言，好在李院士年輕時沒有投身政治活動，否則很可能像其他「二二八消失的菁英」一樣，平白犧牲了；李院士的前半生留得青山在，才能在後半生以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國際毒素學會會長的崇高身份，點燃一把烈火，燒得國民黨焦頭爛額，只好在半年後自廢「和平內亂」的惡法，裡子與面子俱失。我深信這是天意，要讓李院士不早也不晚發揮他對台灣民主發展的貢獻。廖宜恩教授講得對：歷史有必然、也有偶然，李院士正氣凜然、擇善固執，一生注定要為台灣奉獻心力，這是歷史的必然；而正值他探視政治犯的舉動見諸報章之際，也正值聯盟急著尋求一位長者做精神領袖，兩方「你情我願、一拍即合」，以致他在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一腳走出醫學研究的象牙塔、一頭栽入民主運動與建國運動的坎坷路，帶頭由專制政權手中奪回人民的基本人權與國家遠景，終於由醫病、醫人，昇華到醫國，這一切的起點竟都來自一個時機上的雙重巧合，豈非歷史的偶然？
李院士相貌堂堂、神采奕奕，很喜歡照相、也很喜歡入鏡，在一般的情況下，照片中的他都是露齒而笑、眼神親切，這是他的真性情。我以前讀到二戰時期英國首相邱吉爾的一本傳記，提到他從政壇退休後，講過一段充滿哲理的話：「狗仰視人，貓俯視人，只有豬平視眾生」，意思是為官者經常接觸到的人，若不是表現出自卑討好的樣子、就是顯露出自傲輕蔑的態度，但邱吉爾希望的是大家不分尊卑、彼此平等看待，不要像狗像貓，看高或看低別人。說句不禮貌的話，我覺得李院士是最接近「豬」的政治人物：面對高官顯要或後輩學生，他一律都是以平常心對待，只有你的所做所為才會讓他「按讚」或「幹譙」，你的身份則大可放心，是不會進入他的評價體系的。
記憶中，李院士只有一次對我不假辭色，但只此一次已經夠我一輩子銘記在心。那天中午我負責帶他去一場校園演講會，約好一點半接他同往，但路上略有耽擱，晚到十分鐘左右。一走進紹興南街的巷子，他已站在門外等待，見到我就生氣地責備我遲到，我心想才十分鐘嘛，何況那時又沒有手機可聯絡，覺得蠻委屈。但接著他說了一句讓我眼淚差點落下的話：「你不知道我會擔心嗎？」李院士不是因為等待而發怒，他是因為擔心我的安危而生氣，在那種風聲鶴唳的時候，儘管他本人不擔心國民黨敢對他不利，但其他成員是否平安無事卻是他心中隨時的記掛。做為抗爭運動的領導者，不僅要有冷靜的腦，還要有溫暖的心，前者令人佩服，後者讓人懷念。
有時我們令他操煩的事，不是因為外在的危險，而是內在的阻力。有一晚與李院士及他的學生黃芳彥醫師南下一場演講會之後，深夜又驅車趕赴台中的一處日式宅院，原來是黃芳彥母親堅持要與李院士見面。這位憂容滿面的母親當場聲淚俱下，請求李院士「不准」黃芳彥繼續參加聯盟的活動，「他是你的學生，你不能害他」，這是一位歷經國民黨統治半世紀的慈母，為她的愛子所做的合情合理懇求。我見到李院士也難過哽咽，黃芳彥則在一旁一再要母親不要說了，但沒有用，最後李院士毅然答應不會讓黃芳彥公開參與抗爭，只在幕後幫忙，我們才黯然離開。的確，此事之後黃芳彥就避免「拋頭露面」，直到在十月九日的危機時刻，才又現身成為李院士在抗爭現場的「護法」，不容憲警接近李院士。黃芳彥面對的是「忠孝難兩全」的掙扎，李院士做為其專業與人倫兩方面的導師，只能概括承受這種兩難。或許就是因為不辭承擔，我們見證到李院士的眾多門生圍繞在他四周，再多的攻訐、再大的危險，始終不離不棄，令人動容。
有些人一輩子汲汲追求「歷史定位」，其實是追求自己的虛榮，結果醜態百出、惡名昭彰；李院士只追求做為台灣人的尊嚴，反而青史留名、千古佳話。美國甘迺迪總統在被暗殺前不久的一次演講中說：「未來總有一天，每個人都要站在歷史審判官面前，回答四個問題：我真的是勇敢無畏嗎？我真的是明辨是非嗎？我真的是表裡如一嗎？我真的是全力以赴嗎？」甘迺迪本身如何回答，我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李院士在歷史審判官面前，應該會帶著他一貫的笑容回答：「我是，我是，我是，我是。」